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近年来中国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大幅降低，出生人口大幅减少，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

全面二胎政策推行后效果不及预期，2016年二胎政策全面开放后，当年的新生人口数攀升至1786万，随后两年连续下滑，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1523万，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创1949年以来除1960-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2018年出生率降至10.94‰，创1949年以来新低。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

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生育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这期间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开放。

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因长期严格计划生育未能如期出现。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但官方数据存在对低龄人口的漏登导致低估总和生育率。我们基于教育部门的小学生入学数据和漏报率修正了近年总和生育率。第一轮婴儿潮出现在1950-1958年，因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安定、经济恢复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出生人口年均2100万，峰值接近2300万（1954年），出生率基本在30‰以上，总和生育率平均5.3。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均大幅下滑。第二轮婴儿潮出现在1962-1975年，出生人口年均2628万，峰值超过3000万（1963年）。这其中既有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的补偿性生育因素，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有关。不过，在1970年代“晚稀少”政策下，1970-1977年出生人口从1970年降至1789万，出生率从33‰降至19‰，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8，1980年更是低至2.3。第三轮婴儿潮出现在1981-1991年，出生人口年均2260万，峰值2550万（1987年），出生率大致在20‰-23‰之间，总和生育率平均2.3。之后出生人口逐渐降至2003年的约1600万，官方总和生育率降至1.4左右、修正后约1.6。第四轮婴儿潮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计划生育而消失，2010年官方总和生育率降至1.18，修正后仅1.5。

中国生育率在以前所未见的速度下降，当前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

低生育率带来的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消失。从劳动力方面看，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中国“未富先老”，预计205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从老龄化看，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80年的22岁快速上升至2015年的37岁，预计2030年将升至43岁；2018-2050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30%,届时每3.3个中国人中将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养老负担日益加重，黑龙江等部分省份养老金已入不敷出。从人口总量看，中国人口将于2024-2031年前后见顶，具体时间取决于未来鼓励生育政策力度。

为什么不生？——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生育驱动率下降，从人类发展的四个阶段予以解释：一是高死亡率阶段，人类生活水平及医疗技术还未发达时，高死亡率需要高生育率来保证人类的繁衍，这个时候生育率是最高的，总和生育率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阶段，当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医疗水平都得到提高时，低生育率也可以保证整个人类社会的效益最大化时，总和生育率就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当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时，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

此外，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都会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成为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不愿意生养孩子的主要原因。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7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4%；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7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2.4倍。“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那么我国如果从政策方面鼓励和支持生育，有哪些国际经验可以借鉴呢？

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主要涵盖保障休假、经济补贴、托幼服务、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其中，休假长度和生育水平相关性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2013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入托率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0-2岁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OECD国家0-2岁平均入托率为34.2%。女性就业权益保护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水平越高。

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6年总和生育率达1.96。2013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达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三；2014年0-2岁入托率达51.9%，远高于OECD水平。法国大企业携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不到10%；此外，占比约9%的移民对法国生育率回升也起到一定作用。

政策建议：应立即全面放开鼓励生育。首先从生育理念上，要摒弃人口是负担的观念，人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其次应该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在人口下降趋势明显的情况下，应该立即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让一些想生三孩四孩的家庭能生。最后，应该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建议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建议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建议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建议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建议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说明：本文节选自恒大研究院、任泽平、熊柴、周哲编写的《中国生育报告：2019》。